为一部“黄色电影”辩护 巴金重启讲真话历程
来源:河南青年时报 作者:李辉 2020-02-27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生,湖北随县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编辑,著名作家,著名出版策划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和随笔创作。

1978 年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大一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一起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那年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

巴金晚年时期照片

也正是此时,1978 年 11 月 25 日,巴金迎来他74岁生日。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浪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被誉为“新的长征”的历史行程,蹒跚起步。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以围绕《望乡》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巴金晚年的创作,在痛定思痛之后,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

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文化起步的艰难。

1978年,随着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关系开始进入友好时期。与之相配合,“日本电影周”于 10 月在全国开始展映。《追捕》与《望乡》轰动一时,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不过,《望乡》却引发激烈争论。

多年来,中国文艺一直倡导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甚至避讳在作品中正面描写爱情,电影《望乡》却是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这就难怪在北京、上海等地公映后,招致诸多指责、非议,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曹禺曾私下告诉巴金,为适合中国“国情”,《望乡》引进之前已先期做过删节,即便如此,有的批评者还是将其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担忧电影对青年一代产生不良影响。

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竟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其目的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不让士兵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避免“中毒”。

电影《望乡》封面图

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是巴金。12 月 2 日,他写下短文《谈〈望乡〉》,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这是他为新开专栏《随想录》所写的第一篇文章。乍一亮相,他便呈现出“干预生活”的姿态,就正引发议论的《望乡》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为电影《望乡》叫好,其实是为青年一代鼓与呼;为青年辩护,证明巴金自己回到了青春的起点。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时代痕迹,但他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老年人”的距离,这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他开始了向五四精神的回归。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1987 年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承认这一点: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曾经人云亦云、放弃独立思考的巴金,因《随想录》而得以改变,他在《随想录》中倡导的说真话、自我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等,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他也因为这部作品,而被许多人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

《随想录》封面图

同在上海,我和思和研究巴金三年,却一直没去打扰先生,直到毕业前夕,1981 年的冬天,我们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走进武康路 113 号见巴金。

这一年,巴金77岁,《随想录》整整写了三年。其间,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这就难怪当年的文坛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就像当年鲁迅为胡风、巴金遮风挡雨一样。许多年里,从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地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体弱气虚,但思维敏捷、记忆准确。我没有想到,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我们问一个问题,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几乎很少主动说话。后来我发现,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可是与之面对时,却言谈颇少。

第一次见面,印象颇为深刻,他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有的是我们研究所需要的细节,以及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等。这次谈话,我做了笔录,这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第一份难得的文献。之后,一直到 2005 年巴金去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找机会前去看望先生,与他聊天。

与巴金先生的最后一次长谈,是在 1997 年初秋时节的杭州西子湖畔。93 岁的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敏捷,他能敏锐地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历史延续,先生同在。

《随想录》已成绝唱,巴金精神仍与我们相伴前行。

(节选自《先生们》)

《先生们》Brief introduction

《先生们》是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传记类图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著名作家、人文学者李辉与冰心、梁漱溟、沈从文、巴金、黄永玉、汪曾祺、黄裳、贾植芳等30多位重量级文化大师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过程。从他们日常往来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坛名宿不为外人知的真性情和人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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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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