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国人的“以俄为师”
来源:河南青年时报 作者:河南人民出版社 2021-04-01

  人们对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多耳熟能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自然是正确的。十月革命给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先进分子最终理解和接受它,并决心走“以俄为师”的道路,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是多样化因素综合作用和人们反复选择的结果。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思想界的异趋,同时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所以,历史学家周策纵从另一角度的观察也是对的:“如果连西方自由主义大师都为社会主义‘帮腔’,难怪后来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界》郑师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1919~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5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则两年多,短则数月。

  杜威与罗素讲学时间最长,涉及社会的结构与改造等更加广泛的议题,影响自然更非一般。例如,杜威关于学校即社会的思想,就成了人们倡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罗素所谓基于人类“冲动”本能的“社会改造原理”,更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同样是有力地提升了青年人关注社会与政治的热情。

  不过,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不仅发展为社会改造运动,而且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首先就表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认知层面上的理性追求的过程。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内在联系,其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也正在于与这一过程声气相通,不论其自觉与否,实助益了此一趋向。举其大者,主要有三:

  其一,在观念层面上,助益人们由原先推动“文化运动”,自觉地转进到推动“社会运动”。

  1919年6月,杜威做《美国之民治的发展》长篇讲演。他说,残酷的欧战使自己“深觉得世界上一切非民治的制度的大害。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替民治主义鼓吹,我是承认的”。他结合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强调“民治主义”即民主主义基本要素无非有四:“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生计的民治主义”。

  陈独秀十分重视杜威的这次讲演,不久即在《新青年》发表长文《实行民治的基础》。他写道:“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向上——的两大工具。”其中,又当注重社会经济,因为“社会经济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陈独秀当年之所以发动新文化运动,是因为看到共和虽云成立,但思想层面仍黑幕层张,故民国徒具虚名,他相信唯有靠思想文化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新青年》同人也因之相戒不谈政治。现在陈独秀既强调政治与社会经济才是改造社会最重要的两大工具,便意味着其原先的上述观点发生了改变,这也就为他由主张文化运动推进到主张政治经济变革的社会运动,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开辟了先路。

  1920年4月,陈独秀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强调文化运动“要影响到”政治经济等的运动,也就是预见到了文化运动发展到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一年后,他又发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将问题进一步廓清了。他认为,从事文化运动或社会运动都有各自的价值,但必须明白,文化最终取决于政治经济,不是相反:“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不能说政治、实业、交通就是文化。”

  这时的陈独秀正在积极组建中国共产党,即已由原先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转换角色,成为“社会运动的总司令”。他近乎现身说法的上述观点,固然已属唯物史观,但从中,我们除看到人们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者间的概念区分及其意义,对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外,显然也看到了杜威与罗素的讲学,对陈独秀诸人此种观念的演进,产生了怎样积极的影响。

  其二,名哲讲学的反省现代性,为李大钊诸人皈依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

  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因之,许多人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终至酿成了大战巨祸。他们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罗素反省现代性的观点是鲜明而系统的,罗素指出,人类一切活动,最终皆源于人性的“冲动”,“冲动”的力量远大于“欲望”,故以前相信“理智万能”是错的。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在很长一个阶段里,思想上表现出不彻底性。实际上,李大钊是借助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铺垫,才登上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平台。

  1919年9月,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强调“精神生活”或“精神的改造”,是生命哲学的要义。在这里,李大钊借助了罗素基于人性“冲动”说的所谓“社会改造原理”来展开。为了说明“精神的改造”必要性,他强调所谓马克思的“前史”说,这在逻辑上自然是借前者为反省现代性张目;但就他皈依马克思主义而言,恰恰相反,更多的是借重后者助益前者。

  这在他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看得最清楚。李大钊在文中说:人们多“深病”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他还强调说,“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弊”。

  李大钊虽已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其思想远未成熟,对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尚存误区。而他所谓可资“救正”的“新理想主义”,正是指西方反省现代性的生命哲学。其中,罗素所谓“变占据的冲动为创造的冲动”理论的影响,更显而易见。应当说,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尚欠成熟,而在于他借助反省现代性,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其三,罗素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建议,助益先进之士进一步坚定了选择走“以俄为师”的道路。

  从总体上看,罗素相互关联的两大观点,最具影响力:

  一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向与当今世界政治总体格局的判断。罗素认为,以西方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被压迫民族间的对立,形成了世界政治的总体格局,由此引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中国作为被压迫民族,只能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罗素是讲学的名哲中唯一提出了这样宏观判断的人,而这恰恰是中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不可或缺的大视野即认知的前提。罗素的上述正确判断,既体现了他对被压迫民族的真诚同情,同时也与李大钊诸人相呼应,开阔了国人的世界视野。

  二是经深思熟虑,向国人郑重提出了“中国到自由之路”的重大建议。

  1921年7月,他的临别讲演——《中国到自由之路》,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建议:“一定要先解决政治问题。”而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俄国政策适合中国”,“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他给国人的最终建议是:以俄为师。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其时,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都主张以俄为师,开创中国革命新的道路。罗素的临别赠言,适逢其时,其不谋而合,对于国人尤其是陈独秀、李大钊诸人,无疑产生了鼓舞的作用。(摘自《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界》)

  著者简介:

  郑师渠,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规划办课题评审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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