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中院试水调节高额彩礼 超出10万元部分全额返还
来源:河南青年时报 作者:记者 李豌/文 袁纪伟/图 2020-08-27

  河南青年时报讯(记者 李豌/文 袁纪伟/图)“好!太好了!早就该管了!”几天前,正在翻看微信推送的商丘市柘城县张桥镇张木堂村农民协会会长、村中的“金牌红娘”张运民,激动地拍起了大腿。

  张运民看到的是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商丘市中院)从8月4日开始执行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下称《指引》)。

  在《指引》中,商丘市中院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对于彩礼的性质、范围、特殊情形、返还标准等给出了统一的准则。《指引》明确规定,返还彩礼时,对超出10万元的部分全额返还,10万元以内的部分按比例返还。

  近年来,农村的高彩礼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不少人认为《指引》意味着与天价彩礼的告别。但《指引》的实际效力和适用范围究竟如何?是否能成为根治天价彩礼的良方?

  《指引》背后:“涨价的婚姻”和等待完善的法律

  在张运民的印象中,近10年来,附近村庄的彩礼不断上涨。

  大约在2010年前,村中彩礼多为“六千六、八千八”,或是寓意“万里挑一”的1.01万元;而2010年后,彩礼呈10倍数增长,逐渐变成“六万六、八万八”和“十万里挑一”,甚至十几万元。

  除现金彩礼外,有些还要求准备米、糖、肉等各100斤,民间也有说法是嫁个女儿可以开一家超市。如果再加上房车等费用,男方一次结婚花费六七十万,甚至近百万并不稀奇。

  资料图

  与这一费用相对的是,2010年商丘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674元,2019年商丘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68元(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调查改革,调查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人均纯收入统计指标),171%左右的增长比例远低于彩礼增长倍数。

  如果以2019年数据为标准,不考虑房和车,一个可支配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农村男性仅支付10万元现金彩礼,需要花费8年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而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农村男性,如果能成功结婚,可能会花光一个家庭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几年前,靠务农、打工为生的商丘市虞城郭土楼村村民张华(化名)为给儿子娶媳妇,拿出攒了半辈子的10万元,还四处借钱,除支付10多万元定亲彩礼外,还按照女方要求,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后来她(女方)觉得房子位置不好,又要了5万。”张华说。

  半年后,儿子儿媳感情破裂,婚姻走到了尽头,张华折腾一番只得到了二三十万的外债,且妻子患有乳腺癌,每年治疗费用也是重担,而靠打零工赚钱的儿子几乎没有还债能力。生活、治病、儿子再娶妻,成为悬在这家人心头的巨石。

  类似张华儿子这样在短期内破裂的高彩礼婚姻,张运民这些年并不少见,且在婚姻结束后,透支一个家庭支付的高额彩礼也成为纠纷的一大重点。

  目前,中国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彩礼范围。关于彩礼的主要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只明确了三种支持返还彩礼请求的情况(如下图),

  将于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中对彩礼纠纷也没有具体规定。

  2018年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到要通过司法审判引导农村摒弃高额彩礼等不良风气。

  “商丘两级法院在审理婚姻家事案件中,发现不少农村家庭存在‘因婚致贫’现象,‘天价彩礼’对家风、村风、民风造成不良影响,一旦婚约解除,极易产生纠纷。以往审理这类纠纷时,法官是根据法律规定和个案情况,自由裁量。为了统一裁判标准,让法官有更加明确的办案遵循,我们制定了这份《指引》。”《指引》主要起草人、商丘市中院民二庭副庭长许玉霞表示。

  《指引》内容:“涨价的婚姻”和等待完善的法律

  《指引》第十条规定“本指引自2020年8月4日起试行,原《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下称《纪要》)同时废止”。《纪要》是商丘市中院在2013年召开的全市法院民事工作座谈会上,就婚约彩礼纠纷案件审理的相关问题达成的共识和一致意见。

  通过对比《指引》及《纪要》,记者发现:

  1.彩礼的性质和范围有所变更。彩礼由“贵重礼物及数额较大的礼金等”变更为“礼金及贵重财物”且包括但不限于见面礼、聘礼、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及贵重财物。

  2.贵重财物的认定调整。由“1000元以上”变更为“3000元以上”。

  3.增加了对于网络支付时代下产生的转账支付的返还规定:“给付金钱单次超过3000元或累计超过30000元的,给付人要求返还的,应予支持。”

  4.增加了对于购房款和购车款的规定:“一方以结婚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的购房款、购车款为其婚前个人财产,一方要求返还的,应予支持。”

  5.“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不足一年”“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因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这三种情况,彩礼返还的可能性更大。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根据《指引》,如果不是给付彩礼方原因导致的离婚,彩礼款均应全额返还。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共同生活不足一年”,《纪要》提到“返还的数额不超过彩礼总额的50%”。而《指引》给出了10万元的裁定标准,并将“不足一年”细化为“不足半年”和“超过半年但不足一年”两种情况,如果彩礼款总额在10万元以内,前者返还比例为50%~70%,后者返还比例为30%~50%。但不论是哪种情况,超出10万元的部分应全额返还(如下图)。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因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婚后共同生活一年以内,返还彩礼的数额从不超过总额的30%调整为根据不同情况返还总额的30%~70%。

  “这样的变化一般是法院综合评估当地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普遍的风俗标准,并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的调整。”河南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东升表示。

  《指引》效力:并非法律 有一定的权威性

  “国家应该出台法律,管管这个彩礼。”8月21日,通过媒人为儿子张罗了十几次相亲但仍未成功的商丘市虞城某村村民李军(化名)说。仅送媒人的糖果等礼品已有一麻袋的李军,在听说《指引》中“10万元”的彩礼额度规定后,感到很开心。

  但李军儿子这样的未婚群体并非《指引》能直接产生作用的受众,《指引》也不能直接对彩礼习俗形成强制性的法律约束。

  李东升介绍,“裁判指引”相当于全市法院内部经过讨论,对同类型案件形成的一种法律共识,作为本市法院内部的法官在判决同类型案件时的一个参考标准。根据我国《立法法》,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法院没有立法权,因此《指引》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这属于商丘本地法院内部裁判的一个参考性指引,并不是规范文件,也不一定适用全省的情况。”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一参考标准要发挥其作用,有四个前提条件,一是夫妻双方选择离婚,二是离婚时因为婚约财产产生纠纷,三是纠纷双方选择走上法律途径,四是选择在商丘市内的法院起诉。

  “如果双方婚姻并未破裂,即便结婚时存在高彩礼情况,或者虽然产生纠纷但并未走上法律途径,或者并非在商丘地区,那么《指引》就无法发挥作用。”李东升表示。

  但李东升也认为:“虽然《指引》并非法律,但在商丘范围内保证了裁判的相对统一性,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使高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在司法上的正当性。通过个案的处理,能够对当事人起到在高彩礼方面的法律警示和指导作用,进而有利于社会更广泛地移风易俗。”

  《指引》之外:难以抗争的天价彩礼

  李军期盼能有法律规范农村的高价彩礼,这与他目睹的农村单身男性在结婚过程中的种种无奈有关。

  一来是农村女性的稀缺性和自然形成的攀比性。根据专业性学术期刊《中国人口科学》曾发表的《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一文,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妇女外出打工,农村女性资源紧张。

  “现在实际情况是农村缺女孩啊!几个男人抢一个女孩,我们可以给得少,但总有人愿意出高价,那女孩肯定会选价钱高的呀!”李军说。

  二来是部分职业媒人有目的地哄抬价格。在李军所在村子附近,一个职业媒人一般会在介绍成功之后向男方收取6000元的介绍费,如果男方年纪较大或有离异情况,介绍费还会增加到万元或以上。

  “你想想,要是彩礼才一两万,媒人自己收6000元就显得太高了,而如果彩礼达到20万,媒人收1万也都感觉只收了一个零头。”李华说。

  《指引》推行不足一月,尚未产生明显效果,由政府引导成立的村民组织仍然是民间对于高彩礼的重要抵制机构。

  2015年,张木堂村成立红娘协会(红白理事会的一部分,如今已合并到该村农民协会中),成员为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曾经以66.6元的彩礼将女儿嫁出去的张运民当选会长并与成员共同制定下“现金彩礼不允许超过1万元”的章程,以后村中结婚事宜均需登记,一旦有超标的,协会成员就会上门劝说。

  张木堂村农民协会召开日常会议,讨论村中红白喜事的费用标准

  根据《中国妇女报》2019年报道,2017年新年伊始,为遏制高价彩礼,河南省柘城县召开红白理事会会长座谈会,成立了红娘协会。截至当时,全县成立22个乡级红白理事会,选举产生515个村级红白理事会,并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

  张木堂村120公里外,郭土楼村2014年起开始推进“以孝治家”移风易俗行动,明确规定各家各户无论嫁娶,彩礼金额不得超过3万元,外村娶本村女性如主动且自愿给彩礼,也不得超过6万元。

  张木堂村红白理事会章程中关于婚礼费用的相关内容

  “在我们村评优评先,如果有高彩礼的情况,会一票否决。”村支书杨新文介绍,如遇外村人向本村人提出高额彩礼,他还会直接和对方村支书沟通压下金额。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发展乡村旅游等不同增收措施,2018年郭土楼村集体收入达到300万元,增收成了杨新文坚持抵制高彩礼的底气:“尽管我们村给的彩礼低,但现在外村的女人还是想嫁到我们村。”

  但这样的机会,李军得等。

责任编辑: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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